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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高层称地方债快捂不住了,政府被逼一天到晚找抵押物

| 招商动态 |2018-03-25

湖南一位地级市的副市长向记者诉苦“现在从银行融资越来越难,逼得政府一天到晚找抵押物。银行的贷款财政担保已经不灵了,必须要人大‘背书’。不少地方被迫通过中介机构融资,高利率也要咬牙贷,短期过桥资金的利率甚至达到15%。一笔钱拿下来,到账的资金已扣除利息,剩下的拿出很大一块去还旧,饮鸩止渴,越来越难以维持。”

作者:叶前、苏晓洲、王圣志、冯雷、刘军、沈翀、杜放、李斌

“许多地方债务问题快捂不住了。”一位银行部门省级分行的领导说。

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近日分赴国内东、中、西部十个省、市、自治区采访发现,部分地区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收入增速不断下降、发展方式转变缓慢,债务问题因此凸显。与此同时,伴随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陡然降温,过去借债发展、靠地还债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,一些地方的债务风险迅速积聚。随着债务进入集中还款期,部分地区对土地更为依赖,逆市场形势加速卖地步伐;银行等金融部门因担忧地方债风险,对政府贷款往往“明松暗紧”,致使不少地方“腹背受敌”。

经济下行地方政府资金链紧绷

不少地方官员、专家学者认为,地方债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艰难转型中的表现之一,和资源问题、环境问题、就业问题一样,因转型缓慢而积聚风险,因局部经济下行而风险凸现。

“如果不是矿业经济下滑,我们的债务可能已经靠自己的财力消化完了。”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党委书记杜占贵说。

乌拉特后旗于2004年实施旗政府所在地搬迁,10年来,漂亮的草原新城拔地而起,一举摆脱了原来蜗居在山沟里交通不便、缺乏用水的局面,而搬迁形成了大量的政府债务。近两年的经济下行,让这个以铜、铁矿采掘业为主的地方财政大幅减收,还债变得遥遥无期。

数据显示,2013年6月底,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.6988万亿元。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 .8859万亿元,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 .6655万亿元,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.3393万亿元。部分省本级债务借新还旧数额较大。2013年6月底至今年3月底,9个省本级为偿还到期债务举借新债579.31亿元,但仍有8.21亿元逾期未还。国家审计署财政审计司四处处长雷达说,地方债风险虽然总体可控,但由于全国财政收入不可能打通使用,并不排除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风险。

在一些政府债务风险突出的地方,债务问题和局部经济下行互为因果,多年来行之有效的“投资拉动”难以为继。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,今年前4个月,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探至近13年来的新低。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分化与波动,一些地方投资动力因“去房地产化”而快速减少,而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新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才刚刚开始试点,原本对房地产和市政建设依赖度高的地方面临“失速”威胁。

中部省份的一位官员说,近年来大搞举债发展,让一些地方更加依赖土地财政,统计数据显示,这个省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高达3成。在原有举债、融资、投资、建设模式无法持续时,很多县市区财政不得不依靠财政“空转”、税收“过桥”、征过头税来完成指标。

部分债务问题突出的地方,“旧债还不起,新债借不到”的尴尬处境,让政府的资金链面临严峻考验。在北方某城市采访时,巧遇区长被一位债主堵在会议室门口要账,区长说“没钱,真的没钱,你要是不信,去财政局查一查,要是有钱不还,别说是好区长,我连个好人都算不上了。”前不久,因为财政补贴不到位、银行利息还不起,当地自来水公司中止向部分区域供水,政府被迫急调数十辆水车应对。

与资金链一同遭受考验的还有政府信誉、社会稳定和信用环境“新官不理旧账”“闹大给钱、不闹不给钱”、“一旦完工就不给钱”的现象较为普遍。尤其在中央对干部作风保持高压态势的情况下,一些干部在还债问题上“不吃不喝不作为”的问题突出。有些政府官员对待债务“击鼓传花、得过且过”。因为没有还账计划,多数接受采访的讨债者表示“十年八年看不到希望”“彻底看不到希望”。长期讨不到债、又欠着高利贷的建筑商张震说“我每天就做两件事,一是躲债,二是要账。”

地市萎靡为还债“广卖薄收”

在不少地方,来自土地的财政收入都在萎缩。地方政府想加速卖地,但开发商往往无心也无力接单。“由于地价下跌,我们今年的财政收入至少要降低25%,”辽宁一位省级开发区的官员对记者说“我们还算好的,好多地方比我们还惨。”

在南方一个建市只有12年的新兴地级城市,其经济基础薄弱,现有土地储备1万亩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了解到,该市主要通过土地抵押方式融资,还款也主要依靠土地出让。市政府一位熟悉情况的官员介绍说,其地方债务进入集中还款期,2013年要还款7亿多元,今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5亿元。由于近期土地市场不景气,已经出现多次土地流拍现象,为了能把地卖出去,当地只好采取了划小块卖地的办法。

记者了解到,该市政府对面环境最好的地段,也就是其耗资数亿元建的水城沿线,高层住宅最贵的不过每平方米3400元,而老城区则大多只需要2500元左右。这仅相当于一般县乃至镇的房产价格。“没有钱只能靠卖地,”当地一位官员说,“价格低也要忍痛卖,一旦资金链断了,进金融机构的黑名单就更糟糕了。”

越是地价下跌,为还债越需“广卖薄收”。在东部沿海一个靠近城区、总人口不过15万人的乡镇里,镇区人口不过3万人,在2006年时楼房开发面积只有3万平方米,到去年楼房存量已达350万平方米以上。在介绍今年发展规划时,镇长原本自豪地说今年再开发200万平方米,但面对记者的置疑,他又自言自语地改口说:“现在城区的房子确实饱和了,今年再开发的面积是不是太多了?这个数字以后应该有调整。”

该镇长确有无奈之处。他给记者列举一个当地财政收入账单的构成:60%来自于土地,工业税只占12%,商业税占18%,另外10%靠餐饮业。“2000多个小摊小贩都要去收税,越来越难收。地要卖少了,不但债难还,财政供养人口的饭钱都难找。”

欠发达地区要加速发展,往往更会借土地做文章。广西土地偿债规模只有700多亿元,但土地偿债比例高达38.09%。广西地方债结构中,地方债增长的主力在市本级政府,而广西债务支出中,土地收储支出较大,在实际经济运行中,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储的投入大,对土地收入也会格外依赖,因为土地财政作为政府性基金收入,主要受益方即是市本级和县本级政府。这直接表明,越是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,必然会加大推地规模。

融资收紧地方官员“走投无路”

地方靠卖地还债的窟窿有增大之势,而银行、信托公司等融资渠道却在不断收紧,这让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在还债问题上感觉“腹背受敌”。

记者从监管机构了解到,近年来政信合作产品数量日渐走低。2013年,国内第一个理财产品电子化监管平台已在上海上线,3290款产品中,信托融资类产品增速明显放缓,其中政信合作产品自2013年下半年起出现下滑,还有的信托公司政信合作项目被叫停。

在中部某省银监分局提供的材料中,记者看到,由于注意到未来三年辖内平台还款压力将明显加大,银监部门要求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管控。今年,针对该省省会城市近三年平台贷款还款过于集中的情况,督促相关银行根据平台公司和建设项目具体情况,分别采取“及时收贷、收回再贷、据实定贷、引资还贷、只收不贷”的方式,以缓释存量平台贷款风险。

湖北一个三线城市城投公司负责人介绍,发展滞后的城投公司资产负债率虽然不高,同样融不到资。现在正规的融资渠道只剩下两条,一是向政策性银行申请贷款,二是发企业债,其中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对用途有严格限制,融资额也非常有限。再加上融资平台公司利用原有划拨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或转让,还得补缴土地价款,让城投公司本来就紧张的现金流更加捉襟见肘,只能拆东墙补西墙。

“十个茶壶七个盖,许多地方债务问题都快捂不住了,”一位银行部门省级分行的领导说“由于风险监管要求很严,现在银行跟地方政府只能握手不敢拥抱。”

湖南一位地级市的副市长向记者诉苦“现在从银行融资越来越难,逼得政府一天到晚找抵押物。银行的贷款财政担保已经不灵了,必须要人大‘背书’。不少地方被迫通过中介机构融资,高利率也要咬牙贷,短期过桥资金的利率甚至达到15%。一笔钱拿下来,到账的资金已扣除利息,剩下的拿出很大一块去还旧,饮鸩止渴,越来越难以维持。”

延伸阅读:地方融资平台 运营收入尚不够偿还利息

作者:叶前、苏晓洲、王圣志、冯雷、刘军、沈翀、杜放、李斌

“如果是正常的公司早破产了。”湖北一落后地市城投公司的负责人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苦笑道。据他介绍,经过几轮增资,该市城投资产达到221亿元,近年来每年需偿还本息8亿到10亿元,明年进入偿债高峰,需偿还本息12亿元到15亿元,公司每年的利润实际只有3亿元。

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日前在采访中了解到,目前融资平台公司化债几乎完全依赖政府土地出让收入,自身造血能力普遍较弱,有的公司资产回报率只有1%,运营收入连偿还利息都不够。

以上海陈家镇建设发展公司为例,该公司设立依赖政府资本注入,经营依靠土地开发,“造血”依赖补贴。该企业在发行13崇明债公告时表明,2012年陈家镇建投利润总额为1 .92亿元,同期资产总计约102亿元。2010年、2011年和2012年分别给予发行人财政补贴1.37亿元、1.86亿元和1.9亿元。其中,2012年补贴额几乎与同期利润持平。

作为最主要的政府性债务举债主体,融资平台公司近年来数量迅速增多,融资规模急速膨胀。然而,在土地宽松和货币宽松“双推动”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,前期已经累积下来的巨额债务和刹不住的新增融资需求,成为地方融资平台不得不面对的难题。而目前不少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能力接近枯竭,潜在风险逐步暴露。

融资能力受限的首要原因在于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居高不下,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公司资产负债率逼近监管上限。审计署去年底公布的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》显示,截至2013年6月底,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.89万亿元中,7170个融资平台公司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4.08万亿元,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37%,32个省市自治区融资平台公司平均额1273亿元。

分区域看,重庆38个区县共有175个融资平台公司,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1.83%,融资平台公司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到2369.66亿元。上海68个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额1726.67亿元。江苏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额3504.58亿元。

融资能力受限还由于监管部门对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政策、土地政策不断收紧。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、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熊伟介绍,以国务院2010年下发的19号文为标志,国家层面连续出台多个通知规范融资平台公司行为,2008年后融资平台狂飙突进的势头被遏制。一方面,银行表内、表外资金进入融资平台公司越来越难,另一方面,土地出让制度的规范、资产注入的严格也让融资平台公司举步维艰。

在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能力接近枯竭之时,建设任务、融资任务却未见放缓,支出项目越来越多。比如新城镇化、棚改、保障房等民生项目需要推进,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交通枢纽等待升级改造,为招商引资配套的园区建设也在进行。“以支定收”的经营理念导致平台公司举债需求仍在刚性增长,没有尽头。

中部一个地市开发区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介绍,每年按照年初布置的建设任务,开发区每年需融资40亿元,实际能融到20亿元就很不容易了,这导致很多项目延期,有的区域建房拖了几年都没有建起来。

债台高筑又高度依赖土地市场的融资平台,在今年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之时,感到前所未有的偿债压力。中部一市开发区城投公司总经济师说,目前平台负债余额25亿元,今年需还本付息8亿元,明年达到10亿元,还债几乎得靠土地出让。现在全市每年只有4000亩到5000亩土地出让计划,分到开发区的指标有限,再加上近期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也不好,最终土地能否拍得出去,价格多少,都是未知之数,压力很大。

中部一名基层发改局官员悲观地说,平台公司运营高度依赖土地市场,经营收入90%来自土地运营,还债资金来源绝大部分靠土地出让金,贷款、发债券的抵押品也是土地,资金链其实非常脆弱,而且抵押的资产有些是湖面等不可能转让的无效资产。今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遇冷,不可避免会逐渐传导到土地市场,融资平台、地方政府恐怕需要提前做好“过冬”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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